1922 年，当爱因斯坦在日本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东京帝国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告诉爱因斯坦，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摸摸口袋，想要给这个传信的服务员一些小费，结果发现自己的口袋是空的。

爱因斯坦当即抓起酒店的一张便条，用德语潦草地写下“平静而温和的生活，比坐立不安地追求成功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

嗯，这句话特别想送给最近哈佛大学更改了的时间表。

哈佛目前的课程时间表，是连续一小时的课，一节紧挨着一节上。

在接下来的这个秋季，这个课程时间安排将变成 4 个由 75 分钟一个课时组成的时间区块。时间区块和时间区块之间会有 3 个 15 分钟的课间。

较长的实验室和研讨会将在白天的指定时间举行。

这种改变造成的结果就是，正常最小课程负荷量所需的上课时间，从原来的 12 小时增加到 17 小时 15 分钟——3 个小时的附加上课时间加上 2 小时 15 分钟的间隔时间。

也就是说，课间七分钟，即“哈佛时间”，无可避免地膨胀到了 15 分钟。

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课程、活动或课外俱乐部的见面会之间都是由规定时间的七分钟课间分隔开。

这七分钟就是给行程密密麻麻到一秒都很宝贵的哈佛大学学生们用在路上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了哈佛大学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在 Youtube 上还出了一个合集。

如果这固定的七分钟被革新掉了，好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校内战争。

抗议哈佛大学行政人员制定的新时间表，拯救“哈佛时间”的计划，已经从谷歌形式的请愿书、悲惨的文字哀叹，到刺眼的数字统计——各种讨论“哈佛时间”的专栏文章如洪流喷涌而出。这些抗议是有力的——不是说他们的说服力，而是他们对打造哈佛这种“坐立不安”生活方式的投入。

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同意这些抗议者。正如他给服务员的那句话上说的一样，我们不应该低估间隔时间——课间——的力量。

反对新时间表的观点里最显著的一条，利用了经济学 10 的核心概念，声称目前的时间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效率，并将闲置时间的机会成本降到最低。

他们指出，修改后的时间表只对少数课程地点与课程地点之间路途遥远的学生有利，但是有学生计算这每个星期多出来的 2 小时 15 分钟间隔时间乘以学生人数，每个学期会有 22 年的时间被“浪费”掉，并且这还会影响课外组织的运行。

但是，效率到底是什么？

对于许多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来说，效率意味着“无缝衔接”的行程，把每一个活动压缩到日常的待办事项中。

我们似乎不会介意这七分钟间隔时间被课堂侵占。我们希望我们的时间表将像交通堵塞一样，这才显得非常“高效”。

但是我们来到哈佛大学的初衷是什么？我们谈论扩展课时和增加 15 分钟的时间间隔的机会成本，但是在顶尖大学花费四年时间的机会成本呢？

我们太过忙碌，根本无法充分利用其智力资源。

我们变得如此痴迷于“频繁的躁动”，忽略了间隔时间的重要性。

看似“无用”的时间 –能够帮助我们去好好理解一些思想，咀嚼问题，开展对话，反思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太忙了，总是连续地从一门课冲到下一门课，那我们就不能欣赏到一首曲子中甜蜜的尾音。

新的时间表给了我们这个空间。上课前后的额外时间以及 75 分钟的讲座剩余的时间，是引人入胜的对话和热烈的辩论的机会。课堂之间“浪费”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最大化和内化我们在这些课程中学到的东西。

间隔时间的重要性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休息。我们上一次深刻地内化课程内容，想法和课堂对话，并达到改变我们世界观的程度是什么时候？

忙碌不是坏事，但是试图连续占有过多的东西让我们没有空间和时间去充分利用那些我们真正热爱的东西。这种“频繁的躁动”其实是低效的。我们需要时间反思，而这是“哈佛时间”所不能给我们的。

爱因斯坦在给帝国酒店的服务员留言时，用另一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在智力发展的背景下对时空的思考。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在哈佛读书的机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机制体系。我们既需要在日程安排表上匀出一些空间，也需要在任务之间匀出一些时间来反思，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我们需要从“频繁的躁动”中休息。

是时候回归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