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生们无学可读。职业人士大批量失业在家，找不到工作，财务负数成为常态。破产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疫情下的现实，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严重。

在“强迫迁徙和难民”的政治学课上，学生们阅读着移民逃离破败的经济环境、寻求更好的未来的材料，也了解着那些因为政治因素等不可抗力，而使得人生命运发生剧烈改变的故事。

然而，这个话题突然发生在了学生们自己身上：由于冠状病毒在宾夕法尼亚州蔓延，哈弗福德学院关闭了学校，并将大多数学生赶出宿舍。

和美国许多大学的课程一样，学生们不得不在教授修改教学大纲后，转而通过通过视频会议继续他们的课程。

但当学生们再次在线上见面时，每个人的处境并不相似。

有人正坐在缅因州海岸的度假屋内，有人却在帮着母亲运转她售卖波多黎各食品的餐车。

一名女孩的父亲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高管，他正在敦促家人移居到一个感染率正在下降的国家；而另一名俄罗斯学生的母亲却买不起一张带女儿回家的机票。

“现在俄罗斯就要关闭边境了。” 索菲·乔查耶娃在俄罗斯关闭边境之前对同学们说。她是仍在学校的 135 名学生之一，住在被她称为“舒适的散兵坑”的宿舍里，外面的世界早已变成了一座“鬼城”。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是很多人根本无处可去的现实。

冠状病毒的爆发，以及伴随而来的导致 1000 万人迅速失业的经济灾难，将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毫不留情地呈现了出来。失业成为了常态。

当然，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零工雇员是首先遭殃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没有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丢了工作。办公室的职员则返回家中工作，而门卫正在清理他们四散后的大楼，快递工人则仍需要把包裹送到他们家门口。

大学原本被视作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象牙塔。几十年来，像距离费城不远的哈弗福德这样的小型文理学院，一直以“伟大的平等者”自居，它不仅接纳来自东海岸精英的后代，也为第一代移民的子女提供机会。学生们白天在餐厅吃同样的食物，晚上睡同样的嘎吱作响的床。

但现在不会了——当病毒在全国肆虐的时候，那些学生出身背景上的差异，在视频会议的镜头底下变得无处隐藏。

“似乎你对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被掩饰和掩盖的方式，拥有了最直接的认识。” 政治学课程教授阿尼塔·艾萨克斯说。第一次海湾战争、9·11 恐怖袭击、经济大萧条……她通过学生的眼睛见证着这一切。

3 月底，在这门课网上重开的前几天晚上，艾萨克斯教授收到了她的一名助教塔蒂亚娜·拉瑟恩发来的电子邮件。拉瑟恩是一名大四学生，她的父母经营着一辆餐车。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由于居家命令日益迫近，他们的收入来源告急，仿佛正处于悬崖边缘——而这辆餐车也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她写道：“我不确定我的积蓄是否能让他们在这次隔离中熬下来，并继续经营这辆餐车。” 她说她正在考虑在杂货店找一份兼职工作。

大学难道不是本该让她摆脱这些吗?“我有一种恐慌的感觉，觉得现在什么都没有用了，” 拉瑟恩在给教授的信中写道。

拉瑟恩此前从没想过自己会上大学。

她的母亲在波多黎各长大，后来搬到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虽然她为孩子们找到了好的公立学校，但她并没有想过要更进一步。拉瑟恩成绩很好，一位大学顾问建议她在 QuestBridge 申请奖学金——这是一家为低收入家庭学生匹配提供全额奖学金大学的非盈利机构。

在一些高中毕业生到东海岸参观他们的潜在学校的同时，拉瑟恩花费高价，请昂贵的升学指导顾问团为她挑选合适自己的大学。

“我没想到我能拿到奖学金，” 她说。带全奖的哈弗福德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出乎她的意料，以至于她必须首先知道这所学校在哪里。“我在谷歌上搜索哈弗福德，然后我说：‘妈妈，我要去宾夕法尼亚了，’” 她说。

如果说拉瑟恩是偶然发现哈弗福德的，那么学校招收像她这样的贫困生更多是有意为之。

这所学校是由贵格会信徒于 19 世纪 30 年代建立，历来宣扬平等和社会正义。虽然学费每年大概在 7.3 万美元左右，但年收入低于 6 万美元的家庭可以免贷。从某些指标来看，尽管哈弗福德的捐赠基金要少得多，但在招收中低收入学生方面，哈弗福德比大多数常春藤盟校都做得好。

感觉到“平等的大门向她敞开”的拉瑟恩参加了长曲棍球队。这项运动的主流受众是那些出身于上流社会、通常在美国东北部的预科学校学习的白人球员。但由于拉瑟恩曾在佛罗里达学过长曲棍球，她很快在哈弗福德队的球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队员们穿着同样的制服，甚至住在同一层公寓里。

不过，当她的队友们都去度假或完成实习时，拉瑟恩的暑假却在帮父母在佛罗里达的餐车里做肉馅卷饼中度过。在去年寒假的短信聊天中，她的队友们在和家人讨论圣诞节计划。拉瑟恩透露，她当时在波多黎各陪伴家人，而波多黎各刚经历了一次强震。

“她会给小组聊天群发短信，说‘手机五天没电了，希望你们休息愉快！’” 队员伊莎贝拉·坎宁说。“我会用 Snapchat 回信，问她是否一切都好。”

坎宁也有拉丁血统。她的母亲在上世纪 70 年代从葡萄牙移民到美国，之后嫁给了缅因州一个经营分销业务的家庭。坎宁的父亲在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之前经营着这家公司。每年夏天，这家人都会前往海滨小镇布斯贝，坎宁的父亲曾在那里教她打长曲棍球。

到了 1 月底，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坎宁看到了拉瑟恩发来的一条信息，说她计划在下学期当一名助教。两人发现，他们都被艾萨克斯教授招募为拉丁美洲强迫迁徙的讨论课助教。

乔查耶娃也加入了她们。从孩提时代她就在父母分居的家和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几个地铁站之间来回奔波。她一直在上英语课，直到她的家庭负担不起为止，然后她自学了英语。在来到哈弗福德之前，她从未去过美国。

和拉瑟恩一样，乔查耶娃也曾以为上大学会极大地改善自己的前途。得知自己被哈弗福德录取时，她躺在地板上盯着天花板想着。

“我感觉某种不确定性结束了，它被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替代。” 她说。

蔡斯·普利是班上第一个意识到病毒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她的父亲是一名投资者，原计划前往日本——他在那里做生意。随着亚洲市场开始崩盘，普利的父母向她保证他们手头有大量现金。这是他们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做出的决定。

乔查耶娃关于 2008 年的回忆则是另一番模样。9 岁时，她的母亲在俄罗斯失业，被迫领取抚恤金；乔查耶娃的哥哥患有学习障碍，后来还患上了糖尿病，需要昂贵的治疗费用。她记得家里架子上的食物一点点变少，她打电话给妈妈问她是否安好。

3 月 4 日，艾萨克斯让她的学生们站在一块黑板前，用他们在课堂上学过的所有概念画了一张巨大的图表。学生们挤在教室里，一个挨着一个，描绘着关于“恐惧与不安全感”和“家庭纽带”的联系。这将是全班最后一次这样聚在一起。

3 月中旬的春假期间，拉瑟恩和坎宁前往弗吉尼亚州观看一场长曲棍球比赛，但出于安全考虑，比赛突然取消。他们已经被告知哈弗福德因为病毒的原因推迟了上课时间；现在又收到通知，学生们这学期不需要返回学校。

在坎宁和另一名学生拼车去缅因州后，她的家人很快就把她送到了他们的避暑别墅，把家里的一辆路虎留在了校园。坎宁正在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治疗她在一次肯尼亚游学期间患上的症状。一个在家族配送公司工作的叔叔给了她口罩和手套。

拉瑟恩回到家里，发现她家唯一提供收入来源的 “Latin Soul Grille” 餐车快要开不下去，现在必须要靠她来帮助生意继续维持下去。当球队队员们聚在一起开视频会议时，拉瑟恩来晚了；她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杂货店里寻找是否还有肉制品能提供给自家餐车。

那时，普利已经回到了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希尔斯堡的家，那里是一个可以一览旧金山湾全景的富裕社区。她的父亲曾想让家人和他一起去日本，他过去常去那里出差，那里的病毒似乎正在消退。但他们最终决定留在加州。

参加研讨会的另一名学生安德雷安娜·帕帕塞多罗试图搬回去和母亲同住，她的母亲曾是一名来自阿根廷的非法移民。疫情让她的母亲感到焦虑，而这对帕帕塞多罗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她决定回到哈弗福德。

“我说过，减少进出对你们更好，” 她在返回宾夕法尼亚之前说。“如果我生病了，你不能照顾我。”

每周三下午 1 点 30 分，当学生们通过 Zoom 上课时，他们会讨论病毒，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他们在疫情爆发前的课上了解到的移民。但这种对话越来越多地指向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的父母都是牧师，” 汉娜·斯坦利说，她已经回到到巴尔的摩。“他们不得不关闭教堂。现在他们想知道，经过几个月的隔离，人们要多久才能回来。”

新墨西哥州的索非亚•波姆斯感到沮丧。她说：“我希望现在会有人呼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 “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下课后，艾萨克斯教授回想起拉塞恩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她说读完之后，她打了电话去确认她的学生是否安然无恙。她说：“我看着她透过屏幕哭泣，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冠状病毒，我们会坐在一起，我就可以伸手去抱抱她了。” “但我没有做到，这太可怕了。”

她补充说：“我们有可能相信，通过在哈弗福德校园里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弥合不平等，或者至少可以缓和这种现象——然后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裂痕。我非常担心他们的未来。”

艰难的特殊时局里，全球疫情仍在继续。

而疫情“后遗症”给人们的事业、学业、经济以及心理上的影响，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呢？

撰文 / 灯塔学院 本文由灯塔学院独家原创，发表于财新博客的灯塔学院教育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