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 · 沙利文 Andrew Sullivan

牛津大学 学士

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 硕士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

 

大约有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四个人正在排队等大法院的大门打开，我们都紧张极了，一张张地来回翻动着手里的官方文件。

 

我刚刚从一场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十分痛苦的肠胃感冒中恢复过来——这意味着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并且在 48 小时之前的那个晚上曾经半梦半醒地跑到马桶跟前，十分狼狈地吐了很多东西。

 

我的脸色到现在也十分苍白，就像刚刚被人打了一拳一样。

 

终于，大门打开了。

 

工作人员给了我们所有人号码和袋子，并告诉我们在法官走进来之后不要拍照。一个穿着亮色西服的人时不时地用一些并不怎么好笑的笑话逗我们开心，就这么过了一个半小时，法官终于走了进来。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仪式开始了。

 

Mehta 法官向我们问好，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并且他在小的时候便从印度移民来美国。

 

几个星期之前，我刚接受一个家里收藏着华盛顿红人队头盔并有着阿拉伯姓氏的男人对我进行的移民审核。

 

现在站在我周围的，我的这些“新美国人”伙伴们，从世界各地来：伊朗、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和加拿大。我们当中只有两人是白人。

 

为了这一瞬间我已经等了 32 年。我自己的移民之路在漫长与曲折中渐至终点。在我心里，这一天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一天——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从我来到这个国家就存在的心结在这一天终于全部解开了。

 

 

Andrew Sullivan

 

但这一天同时也是 2016 年 12 月 1 日。几个星期之前，一年以来折磨我并一直加深着我内心焦虑的大选尘埃落定。

 

对我来说，现在成为一名市民虽然是对我自身信仰的终极践行，但同时心中的感觉，也像是踏进了本该上升的电梯，却突然间发现它正在迅速下降的失落与恐慌。拿到绿卡当然让我感到愉快，但同时也有些恶心。

 

我的号码被叫到了，走在领取移民证明的路上我因为紧张和激动走的摇摇晃晃。与移民证明一同给我的还有一面小国旗，走回去的路上，我挥舞着这面小旗，向我的丈夫和朋友致意。之后是宣誓。

 

突然之间，这个现代的、多元文化的现场一下子转回到这个国家刚刚成立之时。

 

“我在这里起誓，我绝对地完全放弃，对之前我曾为臣民或市民的国家的王子、君主、国家或政权的依附和忠诚。”

 

接着是另一段特别的誓词，是一段我听过无数次却从未亲口说过的誓词——我将我的右手轻轻搭在我衬衫的左翻领之上，背诵道：“我保证我对美国国旗和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与公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绝对忠诚。”

 

一切结束后是一个小酒会，就像之前承诺的一样为我们提供了龙舌兰酒。

 

品酒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有些奇怪的，让我产生对美国的热爱与迷恋的瞬间。

 

那时我刚刚二十一岁，刚刚度过了在新国家新大学做研究生的几周适应期，正坐在波士顿的地铁上去给我的新宿舍买地毯。

 

我刚刚经历的完全是一场混乱的旅程，好不容易才挤进一辆有轨电车的车厢，正迷迷糊糊地感受着它飞速驶过如迷宫般的站台。

 

在我身边的是一个与我几个月前刚刚毕业的牛津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哭的婴儿，开心大笑的少女，还有一个靴子上沾满了水泥灰的爱尔兰建筑工人正注视着窗外。

 

我有些迷路了，但这种迷惑还带给我一种兴奋。这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过去，没有任何人或事从我的乡下的家庭、郡里的高中或是牛津对我四年来的精英化培养中跟随我而来。

 

身处在一个有老有少，国籍各异的人群当中，我发现我自己完全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如同一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匿名人的海洋，给了我放下过去一切的机会。我的心似乎飘到了云彩上——再让我多感受一会儿吧，带我走吧。

 

这里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这个由一代又一代一天更比一天好的繁荣编织的美国梦。但是这里最初的梦想——美国第一代的梦想——常常是抛开过去并到一个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的地方生活。

 

大多数的国家，尤其是我所知道的英国，是被历史定义的，因为它过去所留下的东西而声名显赫，人们还往往能听到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说话的回声。对过去的依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个性，重回过日辉煌带来永远没有休止的煎熬。

 

在英国，我们在无数对国家昔日强大的宣传和回忆中长大——1940 年那段最好的时光。但是在这儿，在这个全新的地方，我丝毫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任何“回到过去”的想法，我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对未来可能的不懈追求，都感受到一种在梦想的指引下不断前进的蓬勃向上。而这样一种追求是有感染力的。

 

我的剧烈反应使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

 

在我的之前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觉得英国十分浪漫而美国却从未吸引过我。我是一个年轻的托利党，一个致力于维护传统和惯例的保守派。

 

我有着任何一个欧洲人对美国怀有的偏见：这里的人粗俗、自大、愚蠢、反智，在这生活的人随时可能被枪击，有人因为得不到医保而惨死街头。

 

我申请美国的研究生，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件任何有进取心的英国学生为了给他们的简历增光添彩都可能做的事情。反正只不过两年而已。

 

因此我从未想过我会爱上美国，发现她的新奇是如此让我着迷。

 

很多事情一开始都让我很不习惯，比如，每个人对我的心情都非常关心——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How are you doing” 并不需要除了 “Great! How about you?” 之外的其他答案。

 

在最初的几个月，当我准备开口将我今天的经历和当下的情绪和盘托出的时候，我的新朋友们已经早就走远了。

 

不过在美国，这些东西都并不重要。

 

你从哪里来和你要到哪里去一样不被人们关心。没有人能从我的英国口音里听出我到底来自哪里。不过我已经发现我自己在说话时刻意拉长元音，故意把辅音发的更轻，尝试着把发音位置放在口腔后部。

 

我正在刻意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因为我不想被看做一个文化的混合体：一个住在美国的英国人。我想完完全全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并不羞于承认，我想要一种完全的融合。这并非对我至今仍热爱的祖国的一种拒绝或背叛。

 

我在喜悦中发现，在这样一个完完全全个性化的文化环境中，我必须要有我独一无二的个性，尽可能地区融合，忘掉过去以寻找那个新的自我。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实际上是在几十年后改变了这个国家和政治的移民大潮当中的一员。

 

 

1980 年大约有一千四百万移民住在美国，到 2014 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二百万。不论非法还是合法，在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的人类在如此短的时间段内到达一个国家的先例。

 

现在移民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于 1980 年时的峰值——14.8% 十分接近了。

 

与此同时，移民大潮的人口组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1965 年的移民法案废除了 19 世纪 20 年代起便实行的国家原住人口定额分配体制，并对世界各地的民众敞开了的移民的大门。这使美国社会在人口和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 1960 年，84% 的移民来自欧洲或加拿大，6% 的移民来自墨西哥。到 2014 年，来自欧洲或加拿大的移民只占 13.4%，而来自墨西哥人的移民占到了 27.7%，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则占到了 23.9%。

 

同时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移民来自东亚和南亚。

 

坐地铁时突然感受到的那种归属感或许与我本身的性格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英国，我独立，好强、直率的性格本会带给我很多障碍，可是在美国它们却成我的财富。美国人对我的欢迎也加深了我的归属感。

 

当然，我承认，我本身在这一方面有巨大的优势。我是英国白人，并曾经在最顶尖和最包容的大学就读。所以，我确实没有经历过那些日本人、中国人或是非洲人有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一些本地白人的怀疑与敌意中，他们被看做是异类，是威胁。

 

我知道并非每一个移民都感觉自己受到接纳，但我想他们在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或许会遭受到更多的恶意。在这样一个由移民支撑起来的国家里，我的外国人身份没有成为我身上一直贴着的标签。

 

作为一个移民，在某些方面上，比起那些美国出生的人更加“美国”，因为我们的经历和创建这个国家的第一代的人的经历是如此相似。（因为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的经历的复制品）

 

我按照既定程序更换着签证，申请并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在 The New Republic 杂志担任初级编辑的工作。

 

就像正在恋爱中的人们一样，我对美国的认识，事实上也只是在放大我想看到的部分，而忽略了那些与我的一厢情愿明显矛盾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被问到我是否是共产主义者、是否是同性恋。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可是第二问题对我来说却很复杂。

 

当我进入美国的时候还涉世未深，我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但是我的个人意愿却似乎在不可逆转不可抗拒地把我向那个方向推去。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政府来问呢！我后来才了解到，与 1965 年的移民法案一同颁布的，还有针对于同恋者的禁令。

 

当我的第一个工作签证快要过期的时候，我的律师向我推荐了一个可以无限延期的 “O” 签证——只要我每年都能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我就有能拥有这种签证的资格。

 

“要么好好表现，要么失去一切”的压力刺激着每一个移民不停地努力工作，我深刻地领悟到，每一个移民的生活是多么的紧张，而这种时刻紧绷的状态又多么容易地被其他人所忽视。

 

作为一个没有永久居留权的移民，你常常受到雇主和社区的重视，你在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常的状态中生活，却不得不低头做人，因为你知道一个小错或一张复杂的表格便可能造成突然的驱逐，甚至有可能你奋斗的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我比大多数人都拥有更多的资源：最优秀的律师，收入颇丰的工作，出色的教育背景。这些东西从反面来讲也，使我能够感受到那些人在反复浏览那些规定和法律、完成那些厚厚的表格的过程中所经历到的那些困难。

 

未被登记在册的移民们是最不可能成为罪犯的：他们在这世界上最不愿意有任何牵连的东西便是法律。

 

合法或非法，你都知道你并不像拥有和市民一样的权利，对于一个随意的联邦审判（或是判决中的某一处疏漏）你并不能享受到令人感到踏实的法律辩护。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你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你一边证明自己，心结却越结越紧：你呆得越久，你的根扎得越深……那种某一天或许会失去一切的想法让你越来越紧张。

 

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逃离过去，被遣返回家将是一种绝对的煎熬。当 1996 年的移民法案剥夺了移民的更多权利，当 9·11 事件使整个美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这种煎熬的感觉更加强烈。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与一个对国家有着盲目狂热的人有本质不同。我现在因为这个国家的缺点而爱着她，因为我知道那些缺点与她的优点是紧密相关的。

 

现在我们或许要进入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一个情绪冲动并且不受束缚的领导人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小政府”概念，试验美国自由民主的坚固性。

 

将会拯救这一切的或许就是创造这一切的：一部为最坏的的情况做好准备同时怀着对最好的未来的希望的宪法。它还在这儿。这正是一个新的美国人发誓并支持捍卫的宪法。

 

我宣誓了，就像要求的一样，没有任何心理上的保留、拒绝、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