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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故园,挥拳出击:我在港大学做驻外记者

【编者按】留学是个杂糅理想与现实的名词。灯塔学院 与 英国金融时报 FT 中文网 联合推出系列专题《我的留学岁月》,每周更新 1 篇,在 FT 中文网和灯塔学院共同发表。

周炜乐

香港大学 新闻学 硕士

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写下此文时,我已离开香港大学东南一隅的砖红色小楼数月有余。但每当犯了错挨了批,还是会想起一位资深战地记者在教室里挥拳,中气十足地喊出:“要解决问题,挥拳出击(solve the problem, take the punch)!”这句话在港大新闻学生中流传甚广,大家品味的心境时常相似:做新闻不时撞上穹顶,变化不可预期,难免受挫失落,但庆幸有这么一位新闻人回望漫漫征途,凝练成箴言,供后辈剖开内心,疗伤,定神,上场。

这位记者,就是用近 10 年时间奔赴全球战地和灾难现场,曾在 CNN、雅虎新闻等著名媒体供职的港大实务副教授凯文·赛茨(Kevin Sites)。在港大,我修了他的课“报道国际事务”(Reporting Global Affairs),学习作为驻外记者如何为本国受众报道新闻。学下来品味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遭遇磕绊要学会分析,不哀伤不自怜,继续拿作品说话;再一个是驻外报道,深入当地是必须,更重要的是心里揣着故园,用妥帖的语言,把异域故事转化成能勾起本国兴趣的报道。

正如有着多年战地报道经验、现任端传媒国际频道内容总监的周轶君所说:“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对我来说,身在外心在故园,如何讲好故事的疑问始终存在。我于 2014 年秋来香港读书,时隔近三十年,港人再度陷入一场关于社会命运的拷问。作为一名在港的大陆学生,初来乍到,我时刻都在拿捏:如何向大陆人描述这里发生的一切,才能跨越这些年来身份认知不匹配的沟壑。我有的只是现场观察,并不知道香港人在这些年经历了什么、痛点在哪里。在香港尚是如此,若是去其他地区和国家会是什么样呢?

半年后,这种认知撞击的尴尬,在凯文的课上有了化解的方案:多学习,多做新闻。他的课程设置精心,意在让学生从新闻实战中找到做记者的感觉。班上的每名学生要抽签选择自己负责报道的国家,模拟驻外分社社长。学生每节课先在课程的脸书专页上撰写、发布短新闻,凯文提供点评并让大家交流。此后,大家会和驻外记者连线,交流报道经验,或是做报道案例分析。在剩余时间,学生可外出采访,为期末要交的报道做准备。此外,学生需在阅读周休息时去香港之外的地方探访,记录观察。

这就意味着,学生需要在课下阅读大量资料,尽可能多地收集并联系信源,深究对方国家的社会现实和思潮内涵。于是,在课程说明上,凯文的第一句话就打来一针鸡血:“要想变成一位行事有效的驻外记者,不光要做一名好记者,你得同时做一位物流专家、人类学者、精神学家和安全专家。”一番任务轰炸后,选课的学生仅剩12位,大家对在脸书写作、远程做当地新闻的练习表示疑惑,不知道会有什么挑战,又能因此有什么收获。

当时我抽到了柬埔寨,一个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中不远不近的存在:东南亚国家、东盟成员国、有吴哥窟、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是旅游胜地、中国友邻。但面对这样一个空洞的外壳,怎样才能拼贴出血肉?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人最喜欢看,又不至于说来琐碎而繁复的内容呢?作为数码原住民,在社交媒体上写帖子手到擒来,但此时要为一个并不熟悉的国家找选题、浓缩报道,实在打怵。

第一节课后,我从图书馆借出了关于柬埔寨和东南亚的书,并向当地记者打探情况,简要勾勒出了柬埔寨的历史脉络:柬埔寨早期是扶南王国的所在地,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后孕育出辉煌的吴哥文明,吴哥王朝的太庙、旅游胜地吴哥窟在 12 世纪国势臻盛时建成。13 世纪后,吴哥王朝因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而逐渐衰败,柬埔寨先后对暹罗(今泰国)、越南称臣,又成为法国殖民地,在西哈努克领导下于 1953 年独立,行君主立宪制。但王国并不太平,内有国王西哈努克、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西哈努克表兄)、柬埔寨共产党三足鼎立,外有中、美、苏等国的猜度和博弈。后来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柬埔寨历经亲美的高棉共和国、亲中亲共的民主柬埔寨和亲苏联、越南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等,在 1993 年将三度回国的西哈努克重新奉为国王,建立柬埔寨王国。

柬埔寨历经多次政权变革,积弊沉疴多,发展速度缓,贫富差距大,以旅游业、加工业、建筑业和农业作为经济支柱。因为民族和宗教的更迭,柬埔寨身上交织着高棉、印度、法国、中国、泰国和越南文化的投影。大致看来,柬埔寨与中国的连接点主要有五,一是中国政府与柬埔寨共产党和前国王西哈努克的渊源,二是南海纠纷,三是在柬兴建土木的中国资本,四是旅游业交流,五是贸易和犯罪活动。

虽说心里有了谱,但我在柬埔寨的英文媒体上并无理想的收获,一上课就被凯文泼了冷水。我选的其中一篇报道称,朝鲜要求柬埔寨停播电影《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这篇报道虽说有朝鲜和金正恩可以吸引眼球,但这件事有什么深层意义?中国观众会感兴趣吗?面对凯文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凯文随即在白板上写下几点,让我们落笔之前三思:想清楚故事本身是什么、观众的兴趣点会在哪里、故事背后有何深远意义/是否可以继续跟进、新闻是否可以得到多个信源的支持、怎么写才能突出以上重点。除此之外,凯文还希望我们能选择有关多个领域的新闻,从依靠主流媒体到自己寻找当地信源,发布更独特的内容。

他向我们解释,这些是从驻外记者经验中得来的。做驻外记者有两种,一种是长期驻外的,另一种就是他曾做过的降落伞记者(parachute correspondent),事先对当地缺乏深入了解但需要快速报道突发新闻,刚一落地就和出租车司机这样熟知环境的当地人打交道,迅速建立人脉网络,熟悉地理环境。从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9 月,他以超人般的速度跑了 22 个战争地,足迹遍布 30 个国家,用视频、照片和文本建构起来的三维空间讲故事,从小视角切入大问题。

老师 Kevin Sites

课上到课下,我反复咀嚼凯文的话:对啊,大家都期望看到最鲜活独特的资讯,谁愿意读千篇一律又没有营养的信息呢?为了能深挖,我联系到了活跃在柬埔寨的新闻博主、自由撰稿人、在高校研究东南亚的学者等,从他们关注的议题上找到中国的影子,也向他们了解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从这开始,我发现了和主流媒体不太一样的新闻,比如柬埔寨当地团伙如何向中国输出年轻新娘来赚取利润,中国大坝建设如何被迫搁置,等等。

我逐渐认识到,做新闻是一个靠摸索和打磨来前进的过程,从浮于表面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逐渐变为对意义、影响和兴趣度的全方位考量。好记者的磨炼之路,始于走进故事的现场,厘清利益纠葛,学基本技法,学专业知识,学观察人性,最终学的还是沿着逻辑链条拉出一个可以映射时代又透析社会的好报道,也许这就是“冷眼热肠”。

到学期中段,要开始写关于香港议题的特稿,走入现场的机会来了。当时的我有很多想法,但不知从何写起,于是把关于水货客、国际学校、香港环保组织的零散观察统统报给凯文,以为至少会有一个题能让他眼前一亮,但凯文的脸上却飘起阴云。

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我提的一个选题说,有香港的社会活动者向加拿大取经,想在香港发起“无消费日”(Buy Nothing Day),旨在遏制过度消费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我认为这样一种想法可以总结为“在以消费驱动的城市里反消费”,但是媒体少有关注,因此我的报道就具有独特性。凯文听后眉头紧锁,连续发问:你说香港是一个“以消费驱动的城市”,有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作支撑?这篇报道里有没有可以突出的人物?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活动发起者没有激起水花?我自知并没有把背景研究做透,就只能以游客量等间接信息搪塞。凯文听罢,提醒我:做报道一定要把人和事实信息联系起来,把故事建立在扎实的背景上。

和旧题断舍离,我开始耐心寻访这个城市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个在脸书上宣传的手工坊体验活动,让我对一家为南亚裔妇女提供制作、销售手工艺品机会的社会企业燃起了兴趣。在它的背后,一直生活在都市暗角、没有工作的巴基斯坦裔女性尤为值得关注。面对众多未就业的巴裔女性,一家总部位于巴裔移民聚集区香港葵涌的 NGO曾创立了一系列支持就业的项目,其中就有这样一家于 2007 年成立的社企。那么,社企发展是否顺利?资金运作模式和长远计划是什么?巴基斯坦裔的女性,尤其是新移民,就业的主要阻碍在哪里,家人是否支持她加入这样的社企工作,她们的收入如何,社会认同感是否会因此转变呢?我把想法告诉凯文,他鼓励我去找到典型人物,好好探究他们背后的挣扎和矛盾。

因为羞于面对生人或是出于隐私考虑,很多巴基斯坦女性都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但经过一番周折,我陆续找到了手工艺者、销售工艺品的店员和在 NGO 实习的社工,以她们的故事为主线,借助诸多采访和背景分析,一篇稚嫩但还算完整的特稿完成了:巴裔妇女因语言不通和家务负担而缺乏外出就业的机会,通过做手工有了收入,也借由社企的其他项目学习粤语和当地文化,结交了不少朋友,生活满意度提升,得到了家庭支持。而社企活动虽见效益,但宣传渠道有限,知名度不高,还常被专家质疑运营效果差。部分移民在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遭遇隐性歧视,整个社会对移民的认识和扶持有待改善。

虽然有诸多遗憾,但报道最终还是得到了凯文的肯定。他说,移民问题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议题之一,这篇报道好在准备很足且视角新颖。你要是保有现在的动力,日后定能做出优秀的报道。看到这一评语,我心里又是悔又是喜。悔的是自己还可以早点行动,多些关于其他族裔移民的对比分析;喜的是,自己终于也被视为讲述故事的人(storyteller)了。

而我也逐渐明白了凯文和他的同行所揭开的驻外记者的伤疤。褪去浸淫外国文化和培养全球视野的光环,除却生活不便和安全威胁,如何在千里之外丈量故园的尺度,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坚守准确与客观,吸引关注、击中社会痛点,又不至于陷入逻辑崩坏、内容浅薄化的慢性自杀,是驻外记者乃至内容生产者都需要殚精竭虑的命题。

历经数百年,新闻业报道的技法一直在变,但时代直行或是扭转之处,总有那么多好故事在潜伏被深埋,总有那么多双耳朵和眼睛期待有价信息,与人沟通、讲好故事依旧是内核。面对前路,我想,此时的凯文又会向我们说:快举起拳头,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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