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琨

墨尔本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 硕士

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政治 学士

蓝色盾为底，洁白的胜利女神手持桂冠，周身环绕着象征南十字星座的四颗七角星，底下嵌着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话“Postera crescam laude”，即“我们将在后人的敬重中成长”。这是墨尔本大学一百六十多年来秉承的校训。侯玉琨目前就在墨尔本大学攻读她的 MPA 学位。

侯玉琨大学里阴差阳错地学了国际关系专业，刚开始非常抵触。从政治、哲学的基础性的学科开始入门，学到的知识比较晦涩，同时也和国内的授课方式有关，一直被动地接受知识，却并不深入了解背后的逻辑。

一直到大二，侯玉琨才开始学到一些具体的专业课，如外交学，美国外交和政策，经济外交等，才开始慢慢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觉之有趣。

但真正让侯玉琨真正下定决心的是大三，她参加了学院一个与公共外交相关的科研项目，在项目过程中，她参与了一些具体政策的调研并参与发表了一篇名为“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框架"的论文，与专业相结合，研究具体公共政策的方式激起了侯玉琨的极大兴趣，因此在研究生阶段，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这方面继续深入学习。

墨尔本大学的 MPA 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属于通才教育，旨在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以及高级职员。墨尔本大学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安排相比相比国内非常具体。主修类似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Policy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有各种各样的主题，但都与公共问题以及政策紧密相关。

墨尔本大学的校徽

课上，采取 Case Study 的教学方法，就是先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引导学生用理论去解释案例，比如说，某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老龄化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监督等。

在这样的课堂上，每个人都是政策制定者，针对什么样的背景什么特点的群体设计怎样的政策起到怎样的效果，这些都要求你深入了解和思考，思维逻辑必须非常明确清晰。

墨尔本大学读公共政策专业的中国人很少，加起来不足 10 人，而班上的外国同学很大一部分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或是律师，或是企业中公共事务的负责人，有些甚至是在职的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本身有过制定政策或管理的经历，往往更清楚知道问题所在。面对这些业界前辈，大学刚毕业的侯玉琨倍感压力。尤其在案例讨论环节，讨论的大多是国外案例，侯玉琨自知了解信息不足，不好发表见解。

但是她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学习之道——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他人对于政策的分析。这样跳出来的视角，摆脱了一直拘于无经验的尴尬境况，让侯玉琨抱着归零心态重新学起。“观察和模仿是学习的第一步。”去聆听每个人的发言，侯玉琨感受到了观点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她就吸收发言中精彩深刻的观点，慢慢摸索规律。

最难的，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差异。政策问题一定与背后的政治问题难逃干系。

同样是解决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偏向于通过提高公民参与度来解决，又或者是通过社会上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包括与政府之间的游说等方式来处理，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更多的权力和功能就指向政府，重点会放在如何协调各部门的利益上。

“很多国人爱议论中西方不同的政策，但很多政策其实难以比较，正如你不能简单地评判中西哪种政府系统更好。因为国情不同，我们只能说中方权力更集中，西方权力分布更分散。”

“国外围绕民主政府体系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权力的制衡，公民社会，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他们提倡的是大社会小政府，发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群体的力量改变社会，而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我们更重视结果，他们更重视过程的合理性。课堂讨论中很多外国同学常常会表示很欣赏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效率，这是他们难以企及的。”

墨尔本大学

爱因斯坦说，“所谓教育，应在于学校知识全部忘光后仍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

侯玉琨深以为然，她认为思维方式是一个框架，而专业技能就像里面的血肉，学校学习为她提供了这种框架。课下运用课上学的理论写案例分析时，她习惯先列一个框架，找到其中的逻辑线，再通过资料论证。

在一篇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政策中，侯玉琨以石化行业为例，先介绍了整个行业的经济发展与现状，引入美国石油工业关于税收补贴游说政府的案例，指出不可忽视石油业庞大的公众力量，应加强行业内与政府，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协调，才有可能共同完成向低碳社会的真正过渡。

针对问题制定政策，提出建议来解决，并没有唯一确定的标准，但如何言之有理，令人信服却非常难。往往只能参考理论部分中的经典角度和分析方式，自己下判断。

侯玉琨坦言喜欢看政策背后的博弈过程。

从议题设立到政策制定，再到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角逐与博弈。在她眼里，政治是最反应人性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争斗并不是主动的，而且众多因素促成的，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各种问题。

同样在论文中，侯玉琨就说，“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生物挑战，同时也是石油工业的伦理困境”，石油公司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声誉，社会认可之间的利益平衡都会影响企业经营政策的选择，同时公共行动和舆论压力也缓解了这种伦理困境的紧张。

实际上，低碳就是一场全球政治博弈。实现低碳，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但它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其引发的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亦不可忽略。

“我不敢说有多么宏大的理想。踏入墨尔本大学的那一刻，我只是希望能对自己存在的这个世界能有稍微那么一点点更深入的了解，时至今天这依然是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