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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疯狂盗猎人、纽约公共课和北京 WCS,三个坐标里的杜晓通


杜晓通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WCS DR Lab 传播专员

纽约市立大学 MPA 硕士

俄克拉荷马大学 学士

工作经验包括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我喜欢冲突、曲折和波澜壮阔,”杜晓通说。

听她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有那么一点儿哑然失笑。喜欢冲突、曲折和波澜壮阔的杜晓通拥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笑容,以及看起来古典到几乎有一点儿害羞的神色,即便知道她是 WCS 中国的传播官,见到她的第一面,你也会立刻联想到一个多数时候坐在办公桌前编撰修订莎士比亚和古籍文献,为一个古英文小词紧蹙眉头的编辑,或者之类的什么相似角色。

但你很快就会从这个浮于表面的角色中抽离出来:她坐在灯塔学院的小沙发上,慢悠悠地向我描述自己今天的行程。在刚刚过去的不到 9 个小时里,她写完了需要呈交给 WCS 中国项目高级官员的工作执行计划,完成了接下来 WCS 即将联合新浪微博的合作传播案,与赶赴西安面见捐赠人的 WCS 主管开了视频会议,应英国大使馆的邀约,去英国使馆开了两个小时的会,如今又赶来灯塔学院,与我讨论 WCS DR Lab 培训实习生的招聘计划。

“虽然有点儿忙碌,不过不会有太大压力,” 杜晓通说。更大的压力,是几年前在纽约的时候。那时候的她刚刚离开俄克拉荷马州,告别所有当地的好朋友,前往纽约市立大学攻读一个两年的 MPA 硕士。美国政策课、Memo 写作课、统计课和会计课,一切纷至杳来如走马灯。

她是这个硕士项目里唯一的一个中国姑娘。

“有一段时间里,大概那么一两个月吧,” 杜晓通说,“我每天凌晨四点多睡觉,早晨九点起床,晚上读文献一直读到亢奋激动到睡不着的地步。”作为整个项目里唯一的中国姑娘,一切都需要花更多一点儿时间来完成,语言上的,课堂的应答上,甚至是阅读文献和写作上,“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写论文一两个小时就写完了,但对我来说,时间需要无限拉长。”

“有一门和美国公共政策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课,你也知道的,教授讲得又快又晦涩,到了期末,竟然还需要像高中生一样回答期末考试题,”杜晓通向我描述,这门课一共有七个学生,为此,这七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课后备考小组,以一周为频率,会面备考期末考试,“每次会面的时候,这些美国同学的讨论语速都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而我最初几乎没办法开口参与讨论,以至于经常会有同学停下来,关切地问我,嘿,晓通,你听懂了吗?嘿,晓通,你跟得上吗?嘿,晓通,需要我们重复讲一遍吗?”

但这一切又格外值得,“在纽约读一个硕士,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因为喜欢做,所以付出更多疲惫,承担更大压力,投入更多心血,都值回票价,” 杜晓通告诉我。纽约市立大学的这个两年硕士项目主要面对已经有多年NGO、国际组织和社会企业等领域工作经验的美国职业人士,多数杜晓通的同学,都已经拥有几年的全职工作经验,甚至有不少美国同学,将课程全部选在晚上,白天是全职的 NGO 工作者,晚上则去到纽约市立大学上课。

在纽约市立大学 MPA 项目的两年里,杜晓通最喜欢的,是一门叫作“公益机构筹款指南”的课程,教授学生该如何以一个未来的公益机构筹款人和组织者的身份,联系捐赠方,向捐赠方介绍项目,并达成筹款。

这门课的教授克劳德(Cloud)是江湖传说隐隐于市的知名学府的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的董事会成员,大概一学期里有那么一半的时间,克劳德都会请来自己曾经作为各大公益机构主要捐赠方代表的朋友来到课堂,将课堂变成一场筹款实战情境演练场。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杜晓通向我解释,“我们围坐在一起,讲台上就是一个虚拟的筹款实战空间,克劳德教授和他邀请来的捐赠方代表朋友在台前,我们则一个一个地走到台前,装作我们已经是一个公益机构的组织者,使出浑身解数,来从克劳德和他的朋友那里,获得足额的筹款。”

在这个过程里,不仅克劳德会即时点评学生的表现,语言措辞的方式,反应和回答,甚至于姿态、技巧和策略,都会被列入到影响筹款成功与否的因子中。对于表现出色的学生,克劳德还会为这个筹款情境设置特定的假设条件,增加筹款的难度。

三十个人的课堂里,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在一学期里,去和一位真实的捐赠方代表进行一对一地实战和沟通,并得到克劳德和全班同学的点评。

到了杜晓通的那一天,克劳德请来了美国高特亚实业的 CEO 戴夫(Dave Gallagher),这位曾经为公益组织多次以个人、公司和机构的名义进行捐赠的捐赠人,就成了杜晓通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难题”。最开始的沟通单刀直入,自我介绍,寒暄互动,介绍项目,之后提出需求。

杜晓通扮演的,是一个国际学生奖学金项目的项目领头人,随着来到纽约市立大学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奖学金资源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

眼见戴夫脸色温和客气,却对自己的项目介绍沉默不予置评,杜晓通脑中一急,脱口而出,“就像我自己,也一样是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最终留在了美国,奖学金为国际学生带来了来到美国的可能,同时也为美国带来了我,和像我一样愿意付出很多努力的勤奋市民,通过捐赠这个项目,让它存在下去,你不仅是我,更是所有来到美国的国际学生的美国英雄呀。”

脱口而出的“American Hero”,令戴夫和克劳德拍手大笑,戴夫冷酷客套的扑克脸立刻变得有了表情,“你说得对,这笔捐款,应该给。”

“不,先别急,”克劳德笑眯眯地制止戴夫,“幽默和真实的对话,更容易卸下捐赠方的心防,拉近距离的同时,也更可能获得筹款。不过对于晓通来说,我们要加入一个有难度的假定条件,来考验她。”

“假如戴夫的企业不止由戴夫一个人决策,而是由一个虚构的角色彼得和戴夫一块儿完成捐赠决策,而戴夫与彼得之间的私人关系非常糟糕,需要捐赠,就需要同时得到戴夫与彼得两个人的通过,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见杜晓通面露难色,戴夫转头向全班同学讲解,“董事会矛盾,是一个最常见的筹款问题。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复杂,也最需要耐心、诚意和精巧的策略。面对我和彼得的私人关系,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避免在其中一个人面前评论另一个人,并表现出偏向和立场。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将讨论拉回到项目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介绍了。”

同样的情境考验,在之后的课程里、面试中、工作时反复出现,“作为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各方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杜晓通说,这样的考验,令她在之后不同的真实情境下,也可以立刻有经验地选择最为妥帖和适当的处理方式。

毕业之后,杜晓通也和多数的国际学生一样,在纽约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因为“公益筹款指南”课而熟识的美国同学安德莱斯(Andres)不断地为她提供各式各样可能的机会。安德莱斯在来到纽约市立大学读硕士的同时,也是一名全职工作的职业人,在纽约为一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提供拐杖的社会企业工作。见到杜晓通在投递简历,安德莱斯每次都会不断地问,“你要去世界银行吗?你要去联合国吗?你要去社会企业吗?需要我给你介绍吗?”

“我不要,”杜晓通说。

这个喜欢冲突、曲折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姑娘,一心只想要找到一份和自然保护相关的工作。“我喜欢动物,喜欢了 9 年,”杜晓通告诉我,“我想要找到一份和动物保护,或者至少和自然保护相关的公益工作。”

“找工作需要一颗大心脏,”杜晓通说。“有时候也会有一点诱惑,人在纽约,身边的一些朋友也不免会说,大家都在找金融相关的工作,你的选择是不是太非主流了?有时候也会有一点阻碍,作为国际学生,语言和表达上都会对工作面试产生影响。”

“但对我来说,所有的诱惑和阻碍,都不那么重要,” 杜晓通又一字一顿地重复说,“我喜欢动物,喜欢了 9 年。”其实,远比 9 年都还更久。杜晓通的家里,一直都放着一本她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世界动物地图集》,“我喜欢动物,希望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投入我的一生,作为职业和使命,作为一份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的喜欢,来保护它们。”

为着这份喜欢,杜晓通加入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成为一名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远赴非洲肯尼亚调研,“在那儿,我访谈了无数曾经疯狂盗猎的偷猎者,如今因为政府保护项目,很多人已经洗手不干,转而成了动物保护者,几乎每个人的盗猎故事,都掺杂着血雨机关和森林深处草木最原始的腥气。”

“在非洲做护林员,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份职业吧,”杜晓通补充说。在她的眼神里,我突然之间发现,她说的冲突、曲折和波澜壮阔,好像就这么变得真实和可以触碰了起来。

在纽约的无数次尝试里,对于“工作”这件事坚定到几乎有一点儿固执的杜晓通,终于得到了一份她真的喜欢的工作,在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做一名项目经理。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答案。

面试到最后一轮的时候,面试官问,“假定一个情境,你需要建立同时在三个不同国家的各方代表进行一次海洋保护峰会的谈判沟通会,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杜晓通几乎是没有思考地立刻回答,“第一,核定时差,为沟通会选择三方都适合的时间;其次,就默认语言、沟通会时间的细节与各方代表确认;最后,提前了解各方代表的诉求,是最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是目前为止的临场回答里,我见过最好的答案,”面试官告诉她。面试官不知道的是,对于这样无数次的情景演练,杜晓通已经谙熟在心,当多年之前的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就会经常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美国的基金会,要对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行捐助,而派往负责监察的技术官则是马来西亚人。同时协调美国、蒙古、马来西亚和她自己的时间、语言和诉求,几乎是一件流程化的工作。

几年之后,杜晓通坐在灯塔学院的办公室里,此刻的她,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传播官,也是 WCS DR 实验室的项目顾问,我们曾经一块儿就灯塔学院与 WCS 联席主办的“WCS DR Lab 培训实习生招聘”计划探讨过无数的细节,预算、项目流程、时间、实习生培训方案、工资额度、申请流程、考核和录取标准,无不经过反复地沟通和确认,单单是招聘方案的邮件,就不知道往返过多少个修改又修改的版本。

我见到的,是一个对野生动物有真实热爱的女孩,但又是一个职业化到对一切工作细致入微完成的管理者。这是一次那么简单,那么寻常,又那么无需费力的实习招聘,作为一个国际非营利机构,最惯常的做法,只要在官网上发一个一百字的通告,哪怕没有工资,也不影响实习生的录取。

但我们谈论的却远比一次实习生招聘更多,“如何找到最有竞争力的超强实习生?” “如何透过实习招聘计划传播 WCS 的价值观?” “如何为三个月的实习计划提供最顶级的培训和薪水?” “项目预算如何划分和筹措?” “如何制订最科学的简历审核和面试机制?”

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在 WCS 的中国项目中独当一面的姑娘身上坚固如金属的一种品质:从肯尼亚的疯狂盗猎人,到纽约的公共课,再到北京,她最热爱,也终于走过无数个路口回到原点的,她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梦想,WCS。这一次,她就是 WCS DR Lab 的项目顾问,你,要申请成为 WCS 的一名实习生,和她一块儿,做一点儿有趣也有意义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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