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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奈尔到纽约,我撸起袖子保护亚马逊森林

Gavin Guo
康奈尔硕士,经济政策方向
南京大学本科,经济学
毕业去向: Bain & Company
 
秋 2015 年 10 月,纽约天气宜人,正是去中央公园跑步的好日子。此时的我并没有这般悠闲,而是正襟危坐在时代广场的 Grace 大厦里接受种种“刁难”:“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alculation?”, “I think you could be more creative”。
 
 
第一次应付完咨询公司的面试,我整了整领带,跟面试官握手,默念要用力但不要太用力,装作镇定并愉悦地走进电梯,赶紧找到大厦门口的餐车要了个 Gyro 压压惊。
 
这故事要从四个月前开始说,那时候我刚接了一份环保基金的实习,每日穿梭于拥挤的 23 街,在开会、读文件、改论文、见客户的工作里喘不过气。
 
我的直系上司 Ruben 是哈佛经济学 PhD 出身,在基金会的头衔是首席自然资源经济学家。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碳减排,更细致的说是通过经济手段促成减排,而那个夏天我们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 REDD+,也就是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带来的碳排放。
 
这事儿其实很容易说清楚,你如果砍了许多树,它们就无法愉快地吸收二氧化碳,所以每砍一棵树就相当于人为地增加了很多二氧化碳。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非洲农业不发达,南美农业也不先进,没有金珂拉的他们在很多地区仍保留了砍树养牛、砍树种地等作风。这下可好,不仅树没了,还多出来很多制造二氧化碳的牲畜和农作物。按照我们自己的研究估计,如果把 REDD+ 做好了,全球的碳排放可以减少 10% 到 20% 左右。
 
“如此好事还研究什么,大家撸起袖子来干啊?”,第一次见 Ruben 时我抛出了这个疑问。 Ruben 皱了皱眉头,一脸焦虑地说:“不让人砍树养牛,他们吃什么?土地所有者需要得到经济补偿才愿意保护森林,那这钱谁来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部门的资金就那么多,其他各方面的捐款也很少,再加之 REDD 大法好不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咱实在凑不齐这钱。”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撸起袖子筹办起基金来。
 
要说这基金的中心思想也不复杂:引入私企,尤其是能源公司和航空公司的钱。依我们同僚在国会的游说功力和历史进程的不可阻挡性,总有一天政府会出台严厉的碳排放政策,比如现在的加州和欧盟。等那一天到来,碳排放额度会变得很贵,各大公司要花很多钱去买排放额。与其到时候亏钱,不如你们现在付钱给亚马逊森林的农民,保护了他们的森林还给自己买来了很多碳排放额度存着。如果嫌贵,你们还可以买排放额的期权或者期货,或者进行各种资产组合。大家把钱凑齐了,统一购买可靠组织验证过的 REDD 及其衍生品,等过几年政策出台了价钱涨上去了,投资人规避了风险并大赚一笔,而亚马逊的雨林也茁壮成长。
 
道理虽然简单,实施却很难。为了证明碳排放额度涨价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可阻挡性,我们要用随机过程去模拟价格变化,把每个时间点的政策变化,不同的资产组合和世界各国对碳排放额的供给和需求都纳入到模型里。
 
为了做这项任务,我硬着头皮去看各种带有马尔科夫字样的论文,每天去操控让系统超载的 Excel,然后把这个模型“翻译”成正常企业家看得懂的工作文件;为了保障碳排放额的监管,我们要去联系负责 REDD 验证的“可靠组织”,确保 REDD 的核算不会出现纰漏,不要再让人偷偷把树砍了。
 
对我这个实习生来说,不仅要短时间内迅速补充好背景知识,还要做到能跟潜在客户谈笑风生,介绍 REDD 大法好和它好在哪里,并回应对方的各种质疑。在经济政策,金融模型,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知识的重压下,我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学识和语言功力多么浅薄。 
 
有一天 Ruben 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对我说:“Gavin 你最近有点累,我带你去吃好东西。”我兴奋得跟着老司机下楼,想着马上就要吃到刺身烤肉海鲜饭,口水都要止不住。Ruben 带着我过了马路,走了几条街停在了一个餐车前,兴奋地说“这家的 Gyro 是这附近最好吃的,你记得羊肉的比牛肉的好吃”。我盯着餐车后面的小哥,把口水咽了回去。
 
吃上了 Gyro 的 Ruben 打开了话匣子,从气候政策谈到日常工作,什么政策的多变,各方组织协调的困难,环保基金的生存难题,最后谈到了我以后要干啥。我说我想干咨询,我要感受到自己的 impact。而且,为客户解决多种多样的问题很有意思,在看到企业摆脱困境、业绩上升后也会很有成就感。Ruben 说咨询好啊,很有前途,他哈佛同学去了麦肯锡,现在已经给抑郁了。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我的暑假就在 23 街的车水马龙里度过了。
 
实习最后一天,我坐在 Ruben 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说,老大我觉得我实习虽然很充实,对这个亚马逊森林基金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但是和以后要干的咨询好像没多大干系吗。Ruben说你小子 too young too simple,你短时间内补充环保金融的知识,然后能做到“翻译”论文并 pitch 给客户,这不是充分体现了咨询看中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吗,拯救世界的人要自信。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掏出来刚买的太空笔送给他,“要是咱保护地球失败了,这笔到天上也能用”,就去坐大巴车回学校了。
 
四个月以后,我又回到纽约,走进 Grace 大厦。来面试我的是哈佛刚毕业的 MBA,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见面后我说,小哥,你这里太堵了啊,我从村子里开车过来分分钟被教做人。
 
小哥笑了笑,让我介绍下自己还问我之前暑假在做啥。我说我去帮忙建了个基金,这样就能拯救亚马逊雨林了。小哥听了很兴奋,“你快给我说说,这东西怎么运作的”我说,这道理也很容易讲清楚,可咱们时间不多我又能唠叨,您还是快给我考个 Case 吧,做完了保证告诉你。小哥听了露出纽约人的微笑,仿佛说“哟,行家啊,那咱开始吧!”这就有了刚开始的故事。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alculation?”, “I think you could be more creative”。
 
 
此刻的我仿佛回到了四个月前,第一次和客户坐在谈判桌上,迎面而来的是对工作文件和预测模型的各种质疑。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保持微笑,不懂镇定自若,更不懂如何不卑不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并使人信服。但此时的我已经可以逻辑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在迅速确认计算结果后将 Case 引回原先框架中去。
 
Case 做完了,小哥看了看表,“果然时间不够了,期待下次见面你跟我介绍基金的事情。”我走下楼,吃上了 Gyro,羊肉味的,把自己埋进穿梭的人群中去。
 
纽约入秋了,真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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